木马(6)_经典短篇小说_中国小说大全网（小说都市）

栏目：经典短篇小说　　　作者：佚名　　　热度：

        【赏析】
        1933年到1934年,中国文坛上曾经发生过一场“京派”与“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是由京派作家沈从文首先发动的,其锋芒直指一批商业化的“海派”作家。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说:“……从民十六年,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在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沈从文又暗中指责了一些“海派”作家的商业化现象——“玩票白相精神”,说他们是 “在上海赋闲”。沈从文随后又写过《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对海派文人痛加斥责。他认为造成“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这种堕落的带头人,就是张资平。
        在此之前,1930年4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曾经发表署名黄棘的文章《张资平氏的“小说学”》,“黄棘”就是鲁迅。鲁迅先生在文章里极其幽默也极其辛辣尖锐地指出:“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去教‘小说学’了。……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家’。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
        张资平,广东梅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矿物学,但他爱好文学,曾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日本共同组织新文学团体“创造社”,为早期创造社四位著名作家之一。1928年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他曾翻译一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但是后来他写过大量的三角恋爱小说。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在上海等地一度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经济效益” 十分可观,以致于他为了追求“高产”,有时不得不临时将他自己小说里的男女主角和情节事件重新组合构成一篇新的“小说创作”。这种创作态度固然不足取,可是他的创作方法却与当今世界上的“电脑小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电脑小说”就是将几十条乃至几百条有关叙事、描写与对话的段落输进电脑,这几十条乃至几百条段落可以有数十种不同的搭配,构成数十篇不同内容的小说。但是,张资平的那些大批量的三角恋爱小说,品味不高,趣味低下,谈不上什么“文学性”或“艺术性”,再加上他不久便在上海沦为汉奸,公然在上海电台发表亲日广播演说,并且应邀去日本参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什么文学会议,其后又在南京汪伪政府任职(他想当“教育部长”,但是只捞到一顶“矿物部技正”的乌纱),从此臭名远扬。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堕落了的“△”作家。
        然而,“人之初,性本善”。张资平虽然算不上什么“文学大师”,但也不是天生的汉奸作家。在他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也曾洋溢着爱国热情以及追求革命与进步的激情。他最初发表在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叙述一位旅日华侨遗下与日本妇女所生的混血儿秋儿的悲惨遭遇。秋儿心地善良,为人厚道,但不幸始被奸污,终遭遗弃,在艰难困顿的境遇中她时时怅惘地思慕着自己祖国的壮丽山河。张资平通过其作品里秋儿的命运,强烈地表达了对祖国难以压抑的挚爱和对美好人生的渴求。小说并不讲究情节结构,但抒情色彩特别浓郁。
        遗憾的是,张资平此后的小说创作,逐渐走上歧路。1927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他的中篇小说《苔莉》,描写大学生谢克欧与其表兄的三姨太苔莉的恋爱故事,鼓吹恋爱至上和冲决一切封建礼教束缚,可是男女主人公的恋爱没有任何精神的内容,“他渴望她的肉身”,她“只求性的快感欢乐”,最后因“无节制的性生活”而病重跳海自尽。茅盾曾经在《读<倪焕之>》一文中批评这一类作品“所反映的人生还是极狭小的,局部的; 我们不能从这些作品里看出‘五四’以后的青年心灵的震幅”。同样,1928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幸福》,描写女主人公魏美瑛为了寻求“理想的丈夫”与婚姻的幸福而走过的曲折的人生道路。这篇小说的题材原本不乏社会意义,但作品主人公所寻求的“幸福”仅仅是“男性的专爱”,而其过失原因也只是“性欲发作过强烈的遗传性”,最后的下场是纵欲过度患疾而终,带有明显的悲观厌世的色彩。张资平这位自然主义派“有天才的作家”,只是用生物学、病理学的观点描写恋爱,必然找不到正确疗救这一社会问题的药方。不过,《最后的幸福》故事性较强,文字也比较流利生动,在我国早期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还算是一部具有一定艺术性的作品。
        不幸的是,这位“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在文学创作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他在革命文学浪潮的冲击下,1929年初宣称自己要“转换方向”。接着,1931年他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北极圈里的王国》,通过北极圈里秽芜王国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政治腐败的描述,影射旧中国当时的黑暗社会。但是,这部小说运用离奇的故事情节,反映的却仅仅是表面的现象,并没有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而且,张资平故伎重演,在作品里肆意渲染肉感,描写淫荡,消极无聊,曾经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作品“既可以过了革命的瘾,又可以尝受了性的发泄”。可见,他的“转换方向”,其实还是方向不正。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资平的短篇小说集《不平衡的偶力》,内收作品8篇,其中《银踯躅》用追忆的笔法写当时留日学生的生活,《小兄弟》用悱恻的情调写儿童的生活,《两人》等篇或叹息新式小家庭生活单调乏味,或为旧式婚姻失败而发牢骚。这些作品虽然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却依然只是表面现象,不曾触及事实的核心。其他如《约伯王国》、《不平衡的偶力》、《性的等分线》等则完全是从生物学观点描写恋爱,或写失恋后的性苦闷,等等,散发着浓烈的肉的气息,很少有什么社会内容可言。这部短篇小说集,情绪忧郁悲观,文句也显得繁冗琐碎,其中不少篇什的构思格局有明显的雷同之处。事实上,张资平在文学创作的歧路上一路滑下去,没有“转换方向”,也无法“转换方向”了。所以,鲁迅先生入木三分地指出,张资平的所谓“小说学”,就是一个“△”。
        张资平的文学活动轨迹表明,作家首先应当是堂堂正正的人,切不可做营营苟苟的小人。一个天才作家纵然具有文学天赋,但是如果缺乏应有的人格魅力,孜孜于粗制滥造,去迎合低级趣味的“轰动效应”,以此去追求社会的认同,最终一定掩饰不住其本质上的苍白和肤浅。由于张资平投敌求荣,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59年12月2日病故。虽然鲁迅先生早已为张资平盖棺论定,但他毕竟是一位曾经产生过影响的作家,故我们仍选入他的短篇小说《木马》,供世人评说。
        《木马》作于1922年5月,是张资平早期的小说作品。当时,张资平正在日本留学,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描述留学生的生活,大体上也可以算作“留学生文学”。但是,由于作者所选择的独特的视角,兼顾留学生生活和日本普通的民家生活,自然拓宽了小说本身的包容量,并且加深了小说作品的内涵。张资平的这部短篇小说情节感人,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故事性也较强,既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多见。然而正因为“物以稀为贵”,对张资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他的《木马》。
        《木马》的故事并不复杂:中国留学生C在K市高等学校毕业后,来到东京并考取了东京的一所理科大学,便在东京寻找寓所,最后在东京北郊一个普通民家找到一间房子,这家主人姓林,六十多岁,同住的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女孩儿,共四口人。那小女孩只有三岁,名叫美兰,虽然天真,却不够活泼,“她的境遇和运命把她造成一个很暗惨的女儿”。因为美兰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来承认她”,“林家和他们的亲戚都当美兰的存在是一件羞耻的事”,甚至附近的小孩子们也常常欺侮她,骂她“没爹仔”,骂她“私生儿”,骂她“杂种”! 而美兰望着小伙伴“跟着他们的父亲高声的欢呼爸爸,禁不住一对眼睛发焰”。但是,“‘相依为命’要算她们母女了!”美兰的母亲常对C说,“假使没有美兰,她的生存便无意味了”。寄住在林家的C,也时常抱着美兰到玩具店里去买一些小玩具给她,“只有一个大木马要三块多钱,C没有能力买给她”。可是,美兰却很迷恋那匹木马,两个月来“一个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爱的木马”,“她蹲在木马旁边用小指头指着木马和木马谈笑,木马不理她,她便一个人哈哈的大笑”。终于有一天,美兰一早跑出去,从此再没有回来,……。“C想到没有买木马给美兰,心痛得很,他总以为美兰的迷失是他害了她”。美兰的母亲,更是肝胆欲裂,痛不欲生! 一个普通的日本未婚母亲,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忍辱负重,刻苦耐劳,正是这种呈现在普通家庭矛盾冲突中的母爱挚情,获得了列夫·托尔斯泰所认定的区分真假艺术标志的“艺术感染力”,也正是这种艺术感染力引发出读者感情上的强烈共鸣。——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
        不过,这还只是《木马》的“显在结构”。如果我们调换一个视角,或者“透过表面现象”,看一看它的“潜在结构”,那么,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同样的内容,却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东京某地一个三十多岁的督学官,即所谓的“教育家”,与一女性未婚生下女儿美兰,他既没有承担婚姻的责任,也没有担负扶养女儿的义务,结果因为其他劣迹犯案而下狱,他的女儿美兰则由于没有父爱从小便遭受种种厄运……。聪明的读者不难看出,《木马》这篇小说里美兰的悲剧显然是对日本社会由来已久的大男子主义的无声控诉,也是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世俗偏见以及落后习惯势力的无情鞭挞!